正是通过这起吸引舆论的深圳“鹦鹉案”，以及近年来的“大学生掏鸟窝案”“农民采三株野草案”等个案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规上的滞后之处，开始进入立法者的视野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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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“鹦鹉案”，至今“余音未了”。

　　

　　今年3月30日下午，深圳中院二审宣判，被告人王鹏涉嫌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比起一审判决的5年有期徒刑，并处3000元罚金，二审量刑明显从轻，已被羁押近两年的王鹏，5月17日便已出狱，恢复自由之身。不过，王鹏却未“见好就收”，7月9日上午，他前往深圳中院提交申诉状。（《法制晚报》7月10日）

　　

　　其实，向上申诉的王鹏也心知肚明，自己得到改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毕竟，他被坐实贩卖2只“小太阳”鹦鹉，查获45只待售被保护鹦鹉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属于“情节严重”范围，法定刑是“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”。二审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”，也是经过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依法核准，并且考虑到了本案的特殊情况。

　　

　　但是，从个体维权、个案发声的法治角度看，这种貌似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申诉行动，过程恐怕比结果更重要。正如王鹏妻子任盼盼所言，“他们对最终的申诉结果并不十分在意，但仍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”“仍旧希望通过王鹏的案子，让法律更合理，推动司法的进步”。申诉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救济权利，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“后防线”，当事人向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申诉于法有据，绝非无病呻吟。况且，这样的申诉行动，也让个案适当保留温度，持续为立法机关和舆论公众所关注，进而形成推动法律修缮的强大合力，这也是比个案正义更具深度的普适正义。

　　

　　正是通过这起吸引舆论的深圳“鹦鹉案”，以及近年来的“大学生掏鸟窝案”“农民采三株野草案”等个案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规上的滞后之处，开始进入立法者的视野。据记者从“鹦鹉案”当事人王鹏代理律师处了解，针对最高法《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提出的审查建议，已经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的回复，称“最高法回函表示，已经启动了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”。

　　

　　这就意味着，自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的这一司法解释，在实际运行了近18年后，借由个案的推动，终于迎来了“大修”时刻。根据该司法解释，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“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”，不仅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、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、列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附录一、附录二的野生动物，也包括“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”。尽管王鹏的这些鹦鹉并非是野外抓获，都是人工繁育所得，但根据“扩大范围”的司法解释，或许可以轻判，却难以“免罪”。

　　

　　真正的“釜底抽薪”，是立法层面的改变。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，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“低危”，离“濒危”尚低两级，“驯养繁育”与“野生”也是不同的概念。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将来的司法解释，把“野生动物”与“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”区别对待，今后类似王鹏这样的“犯罪分子”，或将不再因为贩卖等行为得咎，出现司法打击面过大的情况，也更符合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》等国际协议精神，以及国际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时代潮流。

　　

　　当然，法律也有调整的空间。根据现行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，“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”。“名录”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后，近30年未作调整。尽管允许“人工繁育”，但程序繁琐、关口颇严，根据国家林业局名单，个人可申请饲养的野生动物仅54种，鹦形目仅5个品种，且仅供观赏不可买卖，可谓“明放实禁”。这些立法上的滞后，正是王鹏们执着申诉的目标和意义所在。

　　

　　一起“鹦鹉案”，不过是法治汪洋的浪花一朵，但正是这样的个案演绎、合力推进，点滴绘制着国家的法治图卷，也让我们对未来心有憧憬。（欧阳晨雨）